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北京報道

1月5日，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在北京發(fā)布《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（2022-2023）》。這是我國第一份體系化闡釋中國商事調解發(fā)展情況的全面型報告，填補了國內空白。

隨著國際經貿往來密切，商事調解以非對抗性、解紛快、成本低、當事人對調解程序和結果的可控性強等獨特優(yōu)勢，日益成為商事糾紛的重要解決方式，并與訴訟、仲裁共同構成商事爭議解決的“三駕馬車”。

從商事調解組織公開數(shù)據(jù)來看，以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為例，2020年案件數(shù)為3809件；2021年為4989件；2022年為9531件。2023年，中國貿促會調解系統(tǒng)共受理商事調解案件12509件，較去年同比增長31.3%，標的額為人民幣105.3億元，其中來自法院案件10884件，獨立承接案件1615件，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調解案件1273件，占案件總數(shù)10.18%。

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主任、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執(zhí)行副主席蔡晨風表示，當前，商事調解已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商事糾紛解決方式。特別是2019年《新加坡調解公約》開放簽署后，很多國家和地區(qū)都在致力于完善本國的商事調解法律和制度，積極推動商事調解的發(fā)展，著力提高自身在國際商事糾紛解決中的吸引力、競爭力和影響力。

同時，蔡晨風表示，商事調解的發(fā)展水平也已成為全球營商環(huán)境評價的重要指標。2022年世界銀行推出新的營商環(huán)境評估體系，將“商事調解”列為其中一項重要評估指標，世行認為，“運作良好的商業(yè)糾紛解決機制，對于健康的營商環(huán)境至關重要，而其中效率和質量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”。

在全球商事調解發(fā)展浪潮的推動下，我國商事調解的發(fā)展也呈現(xiàn)出欣欣向榮之景。蔡晨風指出，當前，商事調解的組織數(shù)量日益增多，商事調解員隊伍不斷壯大，商事調解的社會影響逐步提升，商事調解的文化日漸濃郁。但是，目前我國商事調解的發(fā)展還存在很多問題，例如包括底數(shù)不清、影響力不夠大，無法滿足商事主體旺盛的服務需求、宣傳力度不夠等。

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2023年啟動了《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》（2022-2023）編寫工作。中心委托司法部調解理論研究與人才培訓（湘潭大學）基地主任廖永安教授團隊承擔研究與編寫任務。

廖永安指出，2022-2023年，中國商事調解發(fā)展較為迅速，且取得很多實質性突破。這主要表現(xiàn)在以下五個方面：在政策與立法方面，調解相關的法律法規(guī)不斷出臺；在商事調解組織的發(fā)展方面，國內商事調解組織數(shù)量不斷增加；在商事調解人才發(fā)展方面，商事調解員的隊伍不斷壯大；在案件數(shù)量方面，調解受案量逐年增速快；在商事調解國際化發(fā)展方面，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。

盡管我國商事調解發(fā)展迅速，但實踐中依然面臨著諸多問題。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蔣惠嶺表示，一是商事調解法律制度尚不健全；二是商事調解機構的競爭力有待提升；三是調解員隊伍能力和水平有待強化；四是社會對商事調解的認可度有待提升。

蔣惠嶺認為，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：第一，加強商事調解頂層設計；第二，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商事調解組織；第三，打造國際化專業(yè)化高素質的商事調解員隊伍；第四，推動商事調解國際化交流合作；第五，大力宣傳商事調解理念和文化。

報告還介紹了“一帶一路”中的國際商事調解。作為以項目帶動沿線國家合作的投資型“經濟圈”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打造的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新型國際合作體系。在處置投資爭端時，強調的是各方利益的同步關切。調解作為軟法機制，能有效適應“一帶一路”共建國家在法律體系、文化傳統(tǒng)、商業(yè)慣例等方面的差異，“一帶一路”也為中國國際商事調解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基礎。總體而言，中國國際商事調解在聚焦“一帶一路”倡議中持續(xù)向好發(fā)展，但也仍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(zhàn)。